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发布了数字经济蓝皮书《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20)》。报告显示，中国数字产业竞争力连续四年位居全球首位，且与位居第二的美国相比，领先优势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数字创新竞争力和数字治理竞争力指标得分偏低。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设施、数字治理，是此次构建数字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四个分项。
从总体得分情况来看，美国连续四年数字经济竞争力位居全球首位，新加坡和中国位居二、三位。上海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建表示，全球各国都在进行着数字化转型，这或许是数字经济撬动科技变革的前奏。数字经济使技术、产业布局、智能制造等全球价值链缩短，相比2019年，全球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上榜的30个城市，80%排名发生巨大变动。这也意味着，竞争日趋激烈。
与此同时，数据的跨境流通和数字经济反垄断成为重要课题。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公民和隐私计算的研究和应用有待进一步推进。
美国新加坡中国名列前三甲
报告数据显示，美国连续四年位居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榜首，保持绝对优势的关键在于美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设施竞争力以及数字治理竞争力四项上的均衡得分。
另外，新加坡于2019年反超中国后第二年位居第二，数字创新竞争力是新加坡的显著优势，以82.18的得分超越美国，而因其国土面积狭小导致数字产业规模较小，竞争力指标得分仅27.55。
中国位居数字经济竞争力排行榜第三。中美数字经济竞争力近三年差距正逐步缩小。值得注意的是，5G技术于2019年进入应用时代后，赋能经济发展各领域，对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更加深刻，特别是中国在5G技术领域与美国的并跑，甚至已经呈现弯道超车，正改变着长期以来由美国一家主导的格局，避免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升级亦成为重要议题。
在中国市场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后疫情时代下的新动能。不过，中国城市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虽然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四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仍然缓慢。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惠志斌在提及数字治理时也指出，“虽然整体在一定水平上，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要看到的问题，二三线城市才刚刚起步，相比发达国家在投入和法律法规的建立上都存在着差距。”
区域之间需协同发展
近年来，中国数字产业总体规模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GDP比重提高1.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后疫情时代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以抖音、快手、B站为代表的新型流量平台正以新的方式构建圈层内容和用户关系链，以实现用户规模和时长的双重增长，并以基于云计算-智能化推荐的方式加速用户的消费决策路径和行为变迁，形成更稳定的收益模式。
受益于后疫情时代的直播购物普及，新型流量平台的带货能力也在增强，可以预见，移动购物在日常生活的常态化。
由于城市之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则更加需要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该区域数字经济规模达8.63亿元，产业数字化占比数字经济71.3%。近几年，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等新技术和新产业在长三角地区得到较快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增强。
经过几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形成了若干个专业鲜明、特色各异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其中，上海、杭州等城市脱颖而出，成为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产业的增长极，带动引领辐射作用明显。江沪浙皖三省一市在全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排名分列第3、第4、第5和第11位，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宁波在全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排名在前20位。
其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数字经济总量已接近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近55%。整个“十三五”期间，上海数字经济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
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数字经济给区域经济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城市与数字经济之间要保持一致性，将原有优势继续转化。“数据要跟既有的优势发生化学变化，立足于城市既有的产业经济，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数字经济。”
针对区域产业链之间的合作互补，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信息研究所所长王振研究员指出，例如阿里巴巴这样的产业链完整的互联网大企业，与政府共商地区布局是利于企业发展的上策。不仅要考虑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也要考虑地区发展的差异化优势和政策福利，协调发展助推共赢，增强企业竞争力和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