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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2月6日出版的美国《纽约时报》印刷版刊文称，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已经初见成效，不仅是超级计算机等尖端科技领域，在风险投资和科技创业领域同样对美国硅谷构成了威胁。
以下为文章全文：
重塑版图
在一间普通的会议室中，吴建平站在一堵巨大的毛玻璃墙面前。他打开了一个开关，玻璃变成了透明的。向下看去，是一个壮观的网络运营中心，里面摆满了巨大的电脑显示器。这些显示器上显示着中国和世界地图，精确地指示出中国的IPv6链接。
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美国的两倍，而作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建平还指出，中国部署这项新协议的速度快于其他任何国家。
IPv6，即第6版互联网协议，提供了先进的安全和隐私技术，但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提供更多的IP地址。在IPv4的框架下，IP地址已近枯竭。“中国必须转向IPv6，”吴建平说，“在美国，有人不认为这很紧迫，但我们相信这很紧迫。”
如果说互联网的未来已然定位于中国，那么计算的未来是否也将位于此处？
美国的很多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由于拥有低价劳动力，中国已经主导了全球的电脑和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领域。如今，这些专家认为，经济的繁荣和科技基础设施的提升可能会推动中国站在下一代计算技术的最前沿。
对中国而言，开发高端计算中心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国家荣誉问题。中国希望为有创新力的中国企业奠定基础，并通过突破传统的台式机组装业务来重塑科技版图。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总裁克莱德•普莱斯托威茨(Clyde V. Prestowitz Jr。)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出现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式的人才，但没有关系。“创新的形式各有不同，”他说，“我们倾向于将创新等同于利用头脑风暴在车库里创建的企业。”
“但还有其他形式的创新，可以通过不断改进来获得结果。我们并不精于此道，但这却是他们的长项。”他补充道。
这种观点并不普遍，但其他专家还是认为，如果低估中国快速发展的能力，将是一个错误。
“我1978年第一次去中国时，曾经看到工人们用缝衣服的针来拼装电脑内存。”作为腾讯的早期投资者，IDG创始人帕特里克•麦高文(Patrick J. McGovern)说，“如今，创新正在加速。今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专利将由中国人发明。”
新型挑战
时间退回到60年前，彼时，被公认为首台电子计算机的Eniac刚刚诞生，美国已经奠定了现代计算和通讯领域的发展步伐和发展方向。从大型机到iPhone、从阿帕网(Arpanet)到WiFi，创新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的烙印。
对于不止一代人而言，硅谷就是创新的中心。这是一个多文化融合的地方，不仅支持黑客的独行侠精神，还为企业家的进取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从而吸引了全世界羡慕的目光。
硅谷主导地位最严峻的挑战或许来自于1980年代的日本。在经济陷入衰退前，日本几乎就要主导全球的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如今，中国却对硅谷构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挑战。日本的经济长期依赖出口，但中国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和计算市场。
2010年末，世界突然注意到中国的强大技术实力。彼时，中国的“天河一号A”曾经一度成为全球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尽管这台设备使用的是美国的处理器，并且很快被一台日本机器超越，但这仍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获得了世界级的计算机设计能力。
时间到了今年10月，另外一台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蓝光”也突破了千万亿次的门槛，跻身全球超级计算机20强。
这台计算机更令西方惊讶。不仅是因为它采用了中国自主开发的微处理器，还因为它在低能耗运算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这或许表明，中国现在已经在“每瓦性能”上大幅领先。这一指标是专门用来衡量计算机能耗效率的，对于进入下一代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时代至关重要。这类计算机预计可在2020年代末出现，届时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将达到当今全球最快速度的一千倍。
作为中国另外一支微处理器研发团队的首席设计师，中国科学院教授胡伟武说：“这正是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把飞船送上太空，同样也可以设计出高性能计算机。”
美国官员也认同这一说法，并认为中国政府对超级计算机的投入将收到回报。“关键在于，中国理解高性能计算的重要性。”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副主任唐娜•克劳福德(Donna Crawford)说，“他们将此视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
发展障碍
去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将打造“物联网”。
将家庭与智能电网相连已经成为美国下一代互联网的目标。这与“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密切相关，后者希望将计算能力转移到智能手机和数字音乐播放器等日常设备中。
但中国在主导这一领域的过程中却并非毫无障碍。近十年来，中国虽然一直在努力打造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产业，但却未能成功，而且中国组装的绝大多数产品都依赖进口的芯片。与美国的英特尔和中国台湾的台积电相比，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芯片企业的制造能力仍然落后两三代。
中国最大的弱点或许源于政府的控制过多。中国的创新或许也会将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的限制，导致企业难以突破新的领域。
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3界国际普适计算大会，令美国技术专家感到索然无味。“没有什么真正引发我关注的东西。”曾在1980年代普适计算的理念刚刚提出时，领导施乐帕罗奥尔托研究中心的约翰•西里•布朗(John Seeley Brown)说。
相比而言，他反而看到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企业展开了一些真正意义的创新。这家总部位于中国台湾的企业在中国大陆设立了很多粗放式工厂，并且承接了很多苹果的组装订单。
“研究和设计文化已经深深植入到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中，他们会从事一些以往从未做过的事情。”布朗说，“我们如今已经将美国最优秀创意者与世界上最擅长制造的人结合起来。”
其他的投资者也在中国看到了类似的机会。风险投资公司DCM驻北京合伙人卢蓉就描述了这样一家半导体公司：设计师位于圣迭戈，而提供后续支持的工程师则位于上海，从而将成本降低到原先的六分之一。
“正是上海团队为当时的一个问题找到了突破性的解决方案。”她在电子邮件中回忆道。令竞争对手担心的是，中国已经开始培养大量的优秀硬件工程师和软件程序员，不仅在国际竞赛中屡屡获胜，而且开始主导美国最优秀的工程项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即将宣布一项交易，在上海设立工程园区，这也导致外界担心美国最优秀的工科院校将技术转移到中国。
其他优势
很多贡献都来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海归，姚期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从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后，在清华大学创立了一个研究所，目前已经在游戏理论和计算机安全领域实现了突破。“北京的活力一夜之间提升了很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托斯•帕帕迪米特里欧(Christos Papadimitriou)说。
中国的产业结构无疑也在向以创新为导向的方向发展。今年夏天，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高级研究员迪特尔•恩斯特(Dieter Ernst)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称，中国的专利总数已经超越韩国和欧洲，并且正在追赶美国和日本。
除此之外，《创业亚洲》(Startup Asia)一书的作者丽贝卡•范宁(Rebecca A. Fanin)则表示，中国目前还拥有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规模从2005年的22亿美元增长到76亿美元，而美国则基本停滞。
斯坦福大学区域创新和创业精神项目的研究员，最近对769家投资公司在2203家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进行了研究，并发现情况与硅谷非常相似。负责该项目的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玛格丽特•龚•汉考克(Marguerite Gong Hancock)说：“很多确立成功地位的硅谷企业和个人都将专业技能转移到了中国，并获得了成功。”
与硅谷的相似性也令部分人感到担忧。北京科技投资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联席主管杨思安说：“这里显示出各种泡沫的迹象，令人不安。”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专心于工作的文化也得到了外界的普遍认同，这在全世界都无可比拟。十年前从美国加州迁往北京的麦彻同说：“根据我在中国5家创业公司的经历来看，中国的工作文化让硅谷看起来十分懒散。在北京，如果你想在周五晚上7:30找到一家公司的CEO，肯定能在办公室里找到他。”
但并不是所有专家都认同这种对比。
“由于美国处于下滑之中，所以美国人只看到了中国的优势，例如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速度最快的电脑以及新的机场，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征服的力量。”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奥威尔•谢尔(Orville Schell)说，“但中国人看到的却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并未自信满满。”
但麦高文认为，这或许正是一种优势。他表示，在美国，他经常会接触到一些过度自信的企业家：如果自己的创意没有得到认可，他们就会愤然离去。
但他所接触的中国企业家却有所不同。“他们会找到我，然后给我展示他们的翻译软件，可以在中英文之间相互转换。”他说，“然后，我会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款产品没有市场，因为知识产权很难得到保护。”但他并不会直接把他们打发走，而是有可能问问对方是否有兴趣参与他正在考虑的另外一个创意。
“他们会回答道，‘我能变成有钱人吗？’当我告诉他们机会很大时，他们会说，‘好吧，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