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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与农村社会转型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知道，按照经济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农村社会的结构，是以农村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遍观古今农村发展，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电子商务的影响，直接作用于改变生产方式。它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是通过生产方式变化间接地传导的。
在沙集模式等一些地方经验中，我们看到，由于电子商务的引入，改变了当地主要产业结构中的生产方式，从而引发了社会生活的变化。
沙集镇前任书记黄浩到《互联网周刊》杂志社做客时，告诉我一则趣闻。电子商务在沙集兴起时，他初到沙集。还没来得及抓治安，却发现治安忽然奇迹般好转了。经调查发现，原来电子商务一夜间把当地劳动力都吸光了，劳力缺到了要到城里雇人的程度。“两劳”释放人员自然也被卷入就业大潮。他们十分想犯罪，想破坏社会治安，但做案总得有时间呀。电子商务忙得他们晕头转向，怎么也抽不出时间去破坏社会治安，只好任由社会治安好转了。
这是农村生产方式与农村社会发展互动之一例。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盲区：新农村新在何处
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说来话长。
先得看一看以往社会转型的漏洞在什么地方，才好理解电子商务的独特作用。
在我印象里，从辛亥革命后不久，新农村建设这回事就有了。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赵秀才和钱洋鬼子，背着阿Q，将静修庵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打碎，以为末庄成了新农村了，但结果没有什么实质变化。后来又有梁漱溟搞乡村建设运动，也想建设新农村，结果农村依旧。
土改、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了巨大变化。一直到最近，农民离开平房住进楼房，外观上都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农村的生产方式，与同时代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比，一百年来，差距仍然是代差级的。
所谓新农村，当然是和旧农村相对而言的。一百年前的旧农村，是农业社会；新农村，自然是工业社会；一百年后的旧农村，是工业社会，新农村应是信息社会。但现实是，中国的新农村，按当今世界标准，仍然是旧农村。
根本的标志，就在于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上。
疑惑由此产生：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作用于农村的生产方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呢，为什么会从生产方式这个基础和根子上，造成农村社会与发达社会的代差呢？
以大历史尺度回顾农村现代化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社会迄今为止，一直是在典型的传统工业化社会的框架下进行建设的。
我们可以把中国农村与工业化的“二人转”历史分成两段：前半段，中国城市要工业化，农村的经济基础，全部设计来为城市提供原始积累，可以说农村围着城市转；后半段，城市工业化完成，现在要反哺农村，城市开始（相对地）围着农村转。基本关系，完全围绕工与农的二人转，区别只在于谁喂谁，谁围着谁。
但睁开眼睛看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出现了：在“农”字号、“工”字号之外，第三者已经出现了——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历史力量，属于“信”字号（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世界先进水平的农村社会，已经驶入“农-工-信”的三岔口，开始转向。
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更不用说世界现代化进程水平拉开的标志性信号，可以从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即带动力量）看出来：对中国社会，提的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这是“工”字号与“信”字号的二人转）；对中国农村，提的则是产业化（实质是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农村，是农字号与工字号的二人转）。
质言之，信息化的生产方式正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带动力量时，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带动力量。这是中国农村落后于时代的基本面上的原因。
我们看到，三农问题的讨论，充满了细枝末节，但在时代的带动力量这个基本问题上，完全处于失语状态。就好比英国蒸汽机革命都发生了，英国农民还在争论牛更有带动力，还是马更有带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沙集，它实际是一个非常超前的现代化信号。电子商务的加入，改变了沙集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信息技术、信息经济引起的信息化的生产方式，阴错阳差，成为沙集社会结构中的引领因素（如果不说主导因素的话）。
这相当于硅谷和班加罗尔，直接从农业社会，跨越式进入了信息社会。
将来人类学一定会对沙集这种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的社会跨越现象，加以详细的理论分析，看出未来100年内的中国人由于离得太近而看不出的那些历史意义。
电子商务对社会发展目标的校正
电子商务对农村社会转型的潜在影响，在于悄不出声地在实际上修正着社会发展本身的目标。社会发展的实际目标变了，农村社会的变化，就有了总纲，由此引发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才变得容易理解。
在进入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有些预备的知识。
大家恐怕都听说过这样的段子：一个放牛娃在晒太阳。行人问，晒太阳为什么，回答为了放牛；放牛为什么，为了赚钱；赚钱为什么，为了进城；进城为什么，为了假日可以来晒太阳。
工业社会的发展目标，就在赚钱到进城这一段。也就是追求GDP和城市化。信息社会的发展目标，在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
阿玛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通俗地说，就是以晒太阳为标准，看待赚钱与进城这等事的意义，主张以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也就是晒太阳）为超越工业社会的发展目标。由此形成未来较高现代化水平的农村社会的指挥棒。
我们看沙集人是怎么利用电子商务晒太阳的：
东风村一位小伙子亲口对我讲，他过去开照相铺时，最常见的是一位老人带一个孩子来照相，怎么也逗不乐。因为青壮年农民出去打工，一家难得团圆。自从开展了电子商务，农民从外地都回来宅在家里发财，现在来照全家福的，脸上乐开了花，他再也不用去逗乐了。
一位没有文化的大嫂，在村里属于生活条件比较差的。老公和孩子出外打工，难得相聚。她跟熟人学会电子商务，赚了钱，还清了借款，把老公和孩子也吸引回来，赚的钱比打工还多，因此他们再不外出打工了。一家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我问她，老公和孩子的工资，是不是由你发？她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我的同事周红从东风村回来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兴启家是村子里较为困难的一户，在村里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上世纪90 年代一家五口就随打工的人潮来到宿迁市，靠加工熟食为生。94年因为他们忙于生计，无暇照顾孩子，单独在家的4岁的小儿子被入室抢劫的歹徒杀害。2007年，听说村里的人开网店赚了钱，他们也回到家乡，学习乡邻开起了网店。原来调皮捣蛋的儿子，现在挑起了家里的大梁，一个人打理网店，不识字的妈妈帮他发货，憨厚的爸爸自己做了简单的工具为他按顾客需求加工。因为他们的产品有特色，利润较高。很快每天就能赚到200-300元，现在每天已经能赚到1000多元，今年6月，他们的儿子刘永和当地的一个漂亮姑娘结了婚。婚礼花费了十几万，刘妈妈遗憾地跟我说：‘要是像现在这样能挣到钱，当年她的女儿就不会辍学了’。我看着眼前这位和我同龄的农妇，既替她难过又替她高兴。我想和她合个影，她让我等她，说要换件衣服。她说：“现在不像从前了，有好衣服，就是干活脏，没机会穿”。她换衣时，我无意中看到她的手臂上有大面积的瘀伤，就问她原因。她告诉我：“前几天送货时，被人骑摩托撞倒了，腿上伤更重”。但是，她没要那人一分钱就让他走了，因为她现在有钱瞧病了。”
这样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仅仅在一个村里，就数不胜数。我想，要是有人不懂“和谐社会”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从这些故事中应该懂了。
但是，令人回味的是，当沙集模式还没有现在这样红火的时候，一位当地领导进京，在我请他吃饭时，曾跟我讲过他从没跟人说过的苦衷。原来，电子商务虽然发展起来，但按当时考核标准，不算政绩；而沙集镇的招商引资，在同档次的镇中快排在末位淘汰位置了，他最忧心的是这个。好在当地最终改变了做法，这位干部也因为发展电子商务的成绩有了好的发展。
但我在想，像这样的事，放在全国各地农村，这位领导的好运，能在现行发展目标模式下成为可复制的吗？
我们不妨套用那个段子来想一想：招商引资为了什么，为了提高GDP；提高GDP为了什么，为了人人脸上乐开花，为了一家和和美美，为了撞倒了让着别人……但是，如果电子商务已经把这些实现了，让人人脸上乐开花，一家和和美美，撞倒了让着别人，我们还要招商引资干什么呢？正确答案只能有一个：为了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为了GDP而GDP！
这就是我们用工业化思路引导农村社会建设，带来的悖论。把这样的农村社会当作新农村，肯定有违初衷。
电子商务越过中间环节，实现了我们费劲巴拉要实现的那些目标——为人民谋幸福、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就业、解决农民工流动问题、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建设和谐社会。这不是以实际行动，在修正单纯GDP导向的社会发展目标，向着我们所声称的宗旨靠近了一步吗？这是农村社会的根子上的事情。
电子商务可以对农村社会发展目标中的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进行平衡，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基本面上的原因。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生产方式，具有生产与生活一体化的内在特征，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工业化（所谓产业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力量，传导到社会发展目标上，就会产生兼顾经济与社会目标的效果。这一点，就是我们从沙集模式中看到的现象背后蕴含的东西。
电子商务对社会结构空白的填补：
以社会力量平衡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电子商务通过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网络结构，可以成功发挥社会自组织、自协调的作用，使农村社会从不成熟、不稳定的结构，转向成熟的、稳定的结构。
在工农、城乡“二人转”结构下，农村社会难以形成稳定结构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社会”这个居间的角色。
在“二人转”的前半段，农民不愿种粮，国家以统购统销强迫农民，为城市工业化做贡献；在“二人转”的后半段，国家要反哺农业，这个月我看到种粮一亩地，国家补三分之一，农民连农业税也不交，在某种意义上，在拖累国家（还工业化欠帐）。
然而，国家与农民之间，难道不能有一种类似商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机制吗？
从国外农村社会发展经验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社会组织的发育，是农村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稳定因素，成为社会的生态平衡机制。
国外农村合作社已有近200年的发展历史。据专家介绍，目前国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了三种发展模式。一是以专业合作社为主的欧洲模式,以德国、荷兰、法国为代表。二是以综合性合作社为主的日韩模式,以日本、韩国、以色列、泰国、印度和中国的台湾为代表,如日本、韩国的“农协”。三是以跨区域、协作式合作社为主的美加模式,美国、加拿大、巴西建立在大农场、大农业基础上的共同销售性合作社即是。
在日本,多年来,政府对农协一直实行低税制,如所得税,一般股份公司要缴纳62%,而农协只缴纳39%;法人税,一般企业要缴纳35•5%,农协只缴纳27%。国外对合作社主要是法律规范和政策扶持,直接进行行政干涉和管制的较少,目前全世界已经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有关合作社的法律。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没有农会这样的组织，中间缓冲地带的经济组织许多都半死不活（例如农村合作组织既不能成为二政府，又难以适应市场与农民打成一片），这使农村社会结构容易趋向极化，不是政府，就是农民。一旦发生冲突，往往造成上访、群体事件等极端行为。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成熟执政经验的社会，理应从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靠维稳经费的追加解决问题。
在这一特殊国情背景下，电子商务作为经济组织形式，可以对农村社会结构发挥意想不到的稳定作用。
电子商务当前已经进入电子商务服务业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商务平台。这种平台在意大利没有、整个欧洲没有，这是天赐中华的历史良机。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电子商务平台，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政府（和企业），介于二者之间的网络组织。这种网络组织具有自组织、自协调的社会功能。但它不同于农会，没有政治性，是经济组织。它对社会结构的稳定作用，表现在使农民在经济上有序化，利益协调化，为社会稳定提供经济基础；又不同于现在半死不活赖在政府身上的那些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充分的市场活力，可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存活下来。
更主要的是，电子商务平台同产业化中的“公司+农户”比较起来，由于生产力先进了一代，生产方式先进了一代，因此具有一个稳定的、来自基本面上的优势，这就是符合农民利益。
在沙集模式中，这一特点充分表现出来。原来在产业化过程中，由于公司掌握订单、掌握市场，农民总是在利益分配上处于弱势。但在东风村，我亲眼见到许多小学文化的年轻母亲，抱着小孩子，玩一样（在玩游戏的间隙、十分轻松地）从欧洲、香港和全国各省拉来订单。她们让公司（制造家俱的厂家）生产什么，公司就乖乖生产什么；她们命令公司生产多少，公司就乖乖生产多少。农民成了爷，企业成了孙子。我这去搞农业时，从没见过农民这样扬眉吐气过。
这不是由于这些农民比企业水平高，而是由于电子商务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这两个关系因素站在农民一边，企业只是靠传统的工业制造，就只能给农民打工。硅谷和班加罗尔无法照搬，但沙集这种搞法，全国各个乡村镇都可以上手。这比建设七个欧洲的城市，让农民背井离乡，解决差不多同样的生产销售问题，不知要省多少。这就是生产方式转变的力量。
农民一旦同电子商务平台结合起来，不仅是利益得到保障，更重要是权利得到保障。通过网络作用，使分散的农民在行业自律中，形成商业生态合作关系，为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利益协调基础。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农村电子商务有这样大的好处，会给中国农村带来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带来农民工进城、大建城市以外的新选择，稳定农村社会，但总有人要在利益上受损。象当年乡镇企业冲击了城市传统工业一样，农村电子商务将对城市传统商业造成冲击。我们看到沙集电子商务的成立，在于减少了城市商业中间环节的暴利，势必造成原有商业渠道的洗牌。从全局利益出发，主动的办法是深化商业改革，推动城市商业向更高端的服务业、体验业升级，让出传统商业渠道空间。我们看到，谷歌、苹果、亚马逊等代表着城市新兴商业的未来，也是中国城市商业升级的方向和空间所在。
治国理政者在面对农村电子商务时，完全可以树立全局意识，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高度谋划战略，摆脱目前这种大兴原子土木、大兴原子城市，抑制商业转型，激活城乡不稳定因素，落后于数字化世界整整一代的现代化方略，走活中国这盘棋。
互联网正在改变农村，随着无边界的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沙集镇就以电子商务带动经济发展，闯出一条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新道路。农村电子商务不仅会助力农村经济，也对整个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产生积极作用。农村电子商务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