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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管离职了。
与当年唐骏的转会相比，对李开复这次卸任谷歌大中华区总裁一职，舆论显得更为多元化。
李开复近20年的职场生涯，为他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他曾经担任苹果、微软、Google等公司高管，之后又一次次炒了这些跨国巨头们的鱿鱼。为了挽留他，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经亲自打电话到他家；微软比尔·盖茨和鲍尔默曾为他与对手闹上法庭；这一次，谷歌又向他发出千万美元计的期权方案，但他从不为之所动，每一次离开，李开复都那么毅然决然。他的理由只有一个：听从内心的召唤。
但，作为中国大学生“精神导师”的李开复，面对“战火纷飞”的商业世界，真的每一次都能确认自己心向何方吗？
炫目的光环背后，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管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美丽与哀愁？
2009年9月4日8点30分，身穿淡紫色衬衫的李开复步入谷歌中国办公室，召开他在这里的最后一次会议。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技术会议的员工，亲耳听见自己的带头人说：“我真的要离开了！这次不是传闻！”
当一切都已经不可逆转，面对外界的一片震惊，李开复本人却显得淡定而从容。几年前，在他义无反顾地离开微软时，他已经经历过一次情绪的巨大波动，这一次他轻松多了。也许对他而言，这只是再次听从了内心的声音而已。
第一章 青涩年代
不管别人怎么说，顺从自己的心意是李开复从小就形成的自主性格。他一直坚信，唯有如此，在每一次选择的背后，才可能发现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拥有它。
“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
“我要生！”
1961年3月，台北，43岁的王雅清咬住嘴唇，轻轻地吐出这3个字后，一条初现的小生命在她体内正常孕育。此前，为了让这个高龄产妇知难而退，医生神情严肃地警告：“如果你坚持生下这孩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
短跑运动员出身的王雅清没有半点退缩。同年12月3日，一个健康的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李开复。
“母亲坚信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下来，这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多年以后，李开复深情地回忆说。对他而言，母亲给予的绝不仅仅是生命。
母亲对这个排行老7的幺子的智力总是提心吊胆，直到他满两岁，才将悬在心头的石头放下。
小开复不仅智力无损，而且处处透出机灵，“家里最调皮”的他喜欢模仿父亲说四川话、踱方步，甚至电视里的人物对白。他还喜欢刨根问底。因为不相信邻居小朋友说自己家养的鱼有100条，在多次点数失败后，终于借邻居举家外出之机，用水桶将池水舀干“求证”。忙活了好几个小时后，他得到准确的数字：56条。
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创新”天赋不断显现：由于不喜欢睡觉，他曾偷偷将家里所有钟表的时间调慢了一个小时，导致第二天父母亲上班都迟到了。
对于这类恶作剧，父母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其实，母亲一直在鼓励他冒险，无条件地保护他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开明与宽容的家庭环境，让他越来越有主见。
5岁的一天，刚读了1年幼儿园的李开复突然告诉母亲不想再去幼儿园了，因为那里总是吃点心、唱儿歌，“我要上小学”。一开始，母亲拒绝了他的要求。李开复没有灰心，他提出先参加入学考试，“考上了就去，考不上就算了”。面对这个合乎逻辑的要求，母亲不想挫伤小儿子的进取心，就答应了他。结果，李开复如愿以第一名的成绩入读小学。
这次成功的冒险和后来成绩上的优秀，让李开复有些飘飘然。有一次，父母的朋友来访问他成绩怎样时，每次都考100分的他骄傲地回答：“我还没有见过99分长什么样子。”
与奥巴马同学的青春岁月
1971年11月，李开复的大哥李开宁回到台北。大哥当时离家9年，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提出将弟弟带到美国读书，以避免李开复被台湾“填鸭式”的教育抹杀想象力，母亲没有反对。一年多以后，李开复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
1977年，李开复就读于哥哥家附近的加州橡树岭高中。在数学老师贝尼塔·艾伯特的指导下，他展露出惊人的数学天赋，高二那年就旁听了大学数学课程。很快，他被推荐参加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天才训练营。
加入训练营后，不断扩大的社交让李开复的调皮任性有所收敛，也少了几分内向与害羞。这一年，他参与了一项“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课程。在该课程中，学生们被要求在商业志愿者的指导下创办一个学生公司，以熟悉发行股票、竞选管理者和清算公司等一系列商业运作环节。这次的创业尝试，唤醒了李开复的商业头脑。后来，李开复曾创办一个专门生产T恤的公司，自任公司总裁，并成功找来了100多个投资者。而在产品滞销的情况下，他大胆地通过给批发商10%佣金的方式，激励他们进货，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这些并不正式的运营经历带给李开复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收获，也让他树立了“我可以成功”的信念，更坚定了他的自主性格。
1979年初，李开复因为英文成绩不理想而与哈佛大学失之交臂，他一度心灰意冷，但哥伦比亚大学却向他伸来了橄榄枝。入学一年后，他不顾父亲劝阻，选读了当时全美实力排名第三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为的是毕业能当律师，做法官。当时，他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同一课堂，两个人分别占着教室后排左右两边的座位。
虽然座位彼此遥望，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课堂上形成默契——在枯燥的政治课上，他们经常此起彼伏地打起瞌睡，两人也从没有举手回答过问题。这种煎熬持续了半年多，李开复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他决定转到自己喜欢的计算机专业。该专业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最默默无闻的专业之一，很多人对他的选择感到惋惜。就这样，他与未来的总统分道扬镳。
“大家或许已经认为我是脑子短路了，因为我的数学也很好，怎么选也轮不到计算机呀。”多年以后李开复回忆，他那时只是觉得编程很神奇，可以像科幻片一样让电脑模拟人脑。他当时也总在期待，某天自己能创造出一个和人脑一样聪明的东西。
从哥伦比亚大学以系第一名成绩毕业后，李开复如愿进入业内最负盛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语音识别”。在不到5年的博士生涯里，李开复继续令人吃惊，他做的两件事至今还为计算机界津津乐道：一是开发出“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并在1988年让当时奥赛罗棋世界冠军布莱恩·罗斯崩溃认输；二是大胆脱离导师的研究方法，改用统计学方法开发出一个识别率高达96%的不特定语者连续语言识别系统——Sphinx。《商业周刊》将该系统评为那一年最重要的科学发明。
弃教从商
因Sphinx而在计算机界崭露头角的李开复接到了IBM、苹果和贝尔实验室等世界一流公司的加盟邀请，导师瑞迪教授此时也盛情邀请他留校任教。学校希望依靠他在语音识别方面的成就争取美国国防部每年100万美元的学术经费，作为回报，李开复可以破格跳过博士后，直接升为副教授，且有大约10万美元的年薪。
卡内基·梅隆大学由此出现了一位最年轻的副教授，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份荣光，但在后来，这却被李开复视为“一个错误决定”：他根本不能忍受自己的研究论文成为一堆废纸，更不愿为了帮学校拉来更多经费而违背自己的个性。
1990年，就在李开复感到憋屈的时候，正在开发第三代Mac产品的苹果公司找到了他，希望他能为这款产品添入语音识别的功能。同时，年轻的苹果公司也希望能够邀得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加盟。
“开复，你是想一辈子写一堆像废纸一样的学术论文呢，还是要真正地改变世界？”在自家葡萄园里，呷着自酿葡萄酒的苹果副总裁戴夫·奈格尔的一番话击中了李开复的“软肋”。事实上，李开复当时正对苹果公司心生向往。他没有犹豫，果断弃教从商，开始了精彩的职业生涯。
刚加盟苹果的工作团队，李开复全身心地放在技术研发上，并没有参与公司管理。及至1992年，当他所在的项目被突然叫停之时，公司却突然通知他出任ATG研发集团语音组的经理，李开复第一次“稀里糊涂”地做起了官。尔后一直“官运亨通”。
在长达6年的苹果之旅中，李开复先后担任过语音组经理、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和互动多媒体部全球副总裁。而在第一次被要求必须一个月内裁掉一名经常故意刁难其工作安排的老工程师后，他找到了当职业经理人的感觉。
1996年7月，李开复离开当时风雨飘摇的苹果公司，来到SGI（硅图像）电脑公司担任网络产品部全球副总裁，同时兼任SGI子公司CosmoSoftware的总裁，负责多平台、互联网三维图形和多媒体软件的研发工作。
他在SGI干得并不顺心。一位当时和李开复走得很近的SGI前员工回忆，李开复的管理技能得到越来越多的锤炼，但研发上的磕磕碰碰却让他一度失落不已。他在SGI的最后一年——1998年，当公司以“久未盈利”为由砍掉他所负责的多媒体部门时，近百名员工的失业让李开复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折磨。他在一名心理辅导医生的面前痛哭流涕，深深的愧疚竟让他动了重回学术界的念头。不过，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
第二章 在巨头企业的辉煌与哀愁
在SGI的挫败让李开复对硬件公司失去了信心，他认为软件更有助于实现他“用技术改变世界”的梦想，并且，他有了回中国的想法——他希望完成父亲生前的夙愿。
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1998年夏天，刚刚结束“游离”生活回到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亲自打来电话，希望李开复能重新回到苹果上班，并说这是所有老员工的请求。但是晚了，李开复已经决定放弃英特尔的邀请，步入世界软件巨头微软的大门，回国建立微软中国研究院（现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他亲手接过了比尔·盖茨在中国打造“宝贝”的计划。
“研究院是比尔·盖茨的宝贝”。此言不虚，微软有关高层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很多次，因为新的趋势流行，外界就试图宣判微软的死刑，但微软总是能够对这些新科技作出反应，并能长期取胜，正是基础研究的实力让其获得减震并从容应对的能力。
李开复出任的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是个只比公司副总裁低一个级别的职位，但在当时，回国创建这个研究院本身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安定下来的华裔工程师们已经习惯了美国的生活，极少有人愿意放弃眼前的一切回到国内。面对李开复激情的游说，更多的热心人将其视为充满理想却注定失败的“堂·吉诃德”，并劝其放弃。
巨大的困难反而激发了李开复更强的创造奇迹的渴望。他不停地在微软总部打听有回国意向的工程师，一回家就给他们发邮件。李开复后来回忆，每被拒绝一次，他都要在心里强化一次“我是对的”，他认为只要找到5个一流的资深研究员，就一定能打造出亚洲最好、世界知名的研究院。即便没有一个资深研究员来，也可以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外企研究院，再做亚洲第一，两三年做不成，就做十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开复终于找到微软软件测试经理陈宏刚和资深软件工程师凌小宁这两位他真正需要的人才。
1998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这个只有3个人的小团队当天迎来了300多位嘉宾，其中包括中科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
此后，在众多关注的眼睛中，其中有一双是技术天才张亚勤的。看到亚勤递上的简历，李开复被震住了，他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么厉害的人他以前居然不认识；喜的是这个人极可能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干将。双方很快见面并一拍即合，李开复还特意陪亚勤游览了北京，并请他到自己正在布置的新家做客，亚勤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事实证明，把张亚勤招进来划算极了。在许多世界级计算机学术会议上，提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但提到张亚勤，一定都认识。就像一个重力场，张亚勤的归来吸引了更多世界顶尖的华裔人才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兵强马壮，形成了第一批管理团队。
如今，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升级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张亚勤也已成为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
与微软对簿公堂
“我很确定微软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商业公司，因为我的目标是做一个有巨大的影响力的人，没有其他任何的公司能帮助我达成这个愿望。”李开复对于微软的这番表白充分显示出他当时对微软的激情和敬仰。然而，这句话最终还是没能兑现。在加入微软7年后，他离开微软，奔向对手公司谷歌，由此引发最受瞩目的两家高科技公司对簿公堂，他本人也因此经受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2000年7月，李开复回到微软总部担任副总裁。但在西雅图的5年间，李开复说自己越来越不开心，在他眼里，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微软就像个青春期的孩子，任性、张扬、雄心勃勃，却缺乏章法，没有主见。他渐生去意。
“微软和谷歌之间迟早会擦枪走火”。早在2003年，《商业周刊》就下了结论。微软高层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的，并非李开复一个，可不曾想，李开复成为开启两家公司战端的那个人。
在向谷歌主动示好2个月后，最后一次回到微软办公室的李开复收拾自己的物品和写辞职信（这封信一直没有发出去）的同时，微软正忙着联系律师，一场两家伟大公司间的诉讼大战即将开打！
老东家以违反“在加盟微软时签署的非竞争合约及保密条约”为由，将李开复和谷歌一起告上法庭。随后，谷歌也在加州反诉微软，要求法官宣布微软与李开复协议中的竞业禁止条款无效。这场为业界所关注的诉讼持续了数个月时间。期间，微软不仅指责李开复在向谷歌谋职时将为微软所写的一份有关中国市场的报告发送给了对方，还暗示可以继续从事在微软任职时的研究工作。
为了表明李开复在微软身处要职，比尔·盖茨和CEO史蒂夫·巴尔默都亲自出马，以视频方式参加作证。作为反击，李开复抨击微软中国团队从事“不道德的商业活动”，微软提起诉讼只是为了阻止其他员工离职，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双方较劲至2005年12月23日，在业界对案件可能出现的结果议论纷纭的时候突然握手言和，签署了一份非公开协议。
作为公司高管，在一个曾经对它充满激情的公司转投对手公司，这一举动确实令人费解。李开复究竟怎么想？从当年他与央视新闻记者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些端倪：
记者：“在IT界，大家都觉得微软已经是顶尖的公司了，而且您在那儿已经做到了高层。”
李开复：“这是一种世俗的观念。人要到一个可以学习的环境，我在微软学了很多，我认为我到谷歌可以学到更多，因为我看到它的每一个产品都是令人惊讶的好，我看到的每一个员工都非常快乐。我过去认识一些老科学家，他们的憔悴在进入了谷歌之后就消失了，有一个平等的环境，大家都在一起创新，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是我很认可的价值观。”
记者：“您在这个公司（微软）工作七年的时间也有成绩，当你觉得不如意的时候，有没有试图沟通，而不是选择离开呢？”
李开复：“当然有，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把话闷在心里，直截了当沟通是我提倡的。”
记者：“但是结果并不是令您满意的。”
李开复：“更重要的是我看到谷歌的环境，它确实让我能够有一次创业的机会，与中国学生近距离接触，能够亲自培养一批员工，能回到中国工作。”
对于人生理想和职业操守，李开复不乏自己的观点。不过，他此番跳槽却让很多追随者对他感到极度失望。据说，这场风波过后，有位曾经崇拜他的人对他说出这样一句话：世上最不可信的是诺言。
谷歌四年行
2005年，经历了与微软一番艰难的诉讼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终于如愿得到了“不是长在树上的李开复”（意为难遇到）。李开复也满意地认为自己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创始人希望每个人都能以最舒服的方式工作，公司提供了最舒适的环境、最可口的饭菜，和自由和平等的文化；谷歌员工可以带宠物上班，公司的大厨是五星级的水准。
2005年，谷歌中国启动工作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李开复再次见证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团队的诞生，公司联合总裁周韶宁直率地对他说：无论我们在合作中有怎样的想法，我们都必须在任何问题上保持一致。我想，我们都不是为钱来到谷歌的，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二人约定，如果有不同意见，那就在私下里讨论，在公开场合，谷歌中国永远只有一个声音。为更好地沟通协作，二人甚至共用一间办公室。
然而，创业初期的激情最终消退，四年后的情形无法不令人伤感：周韶宁早已离开谷歌，李开复也在一番心理斗争后，果断地递交了辞呈。
2009年8月5日，李开复最后一次来谷歌总部向直属上司谷歌工程高级副总裁艾伦·尤斯塔斯述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天，他是来道别的。并且，艾伦所说的更高职位和更高薪水没能留住他。
有媒体认为李开复是在谷歌硬撑了四年。但其好友、新华都总裁唐骏认为，李开复在担任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的四年，极大地帮助了谷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四年来，谷歌顺利完成了跨国公司到本地化互联网公司的转型。唐骏还指出，李开复在谷歌的前2年时间并不十分出色，但后2年，李开复认识到，必须抛弃跨国公司市场思维，向中国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式互联网发展模式转变，谷歌由此推出MP3搜索、排行、输入法等等草根应用。从不做推广的谷歌在中国开始的大范围推广取得明显成效，谷歌中国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唐骏最终评价，李开复这四年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前两年打60分，后两年可以打80分。
李开复对自己在谷歌中国工作的四年也有一番评价，“这是一个既令人兴奋，也十分辛苦的四年。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这既是一个高峰，也是有着无限风光的险峰。我相信，无论是我，还是谷歌中国，都在这四年中学习到了很多。”
第三章 追随心的召唤
传承了父亲的爱国情结，李开复热爱中国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热衷于帮助中国年轻人更好地成长。他亲笔撰写的《做最好的自己》、《与未来同行》，常年在励志类图书中排名前列，他给中国大学生写的七封信成为无数大学生心灵的启明灯。
他总是对人强调遵从个人内心的选择，但身处“战火纷飞”的商业世界，这位精神导师真的一直明确自己心的去向吗？
李开复说过，在谷歌工作的头两年，是他工作得最快乐的两年，如果说有哪个时期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那就是在微软工作的头两年。可惜，他总是没能善始善终，从充满激情到断然离去，李开复在职业生涯中面临的困惑，是否为跨国公司中国高管所共有？
大学生的“开复老师”
2000年，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时，李开复希望招收一批国内重点大学的学生当暑期工。但当他与一名学生交谈的时候却发现，这名学生把成功肤浅地认为是“管人”。更为糟糕的是，这样的情况还在更多学生身上发生。他感到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中国学生在应试教育下越来越急功近利，他们虽然有幸出生在自由选择的时代，但时代并没有赋予他们选择的智慧！”李开复说，“我想起父亲临终时希望我帮他完成一本名字为《中国人未来的希望》的书稿，使命感油然而生。帮助中国年轻人成长，不就是背负父命的我应该作出的决定吗？”
2000年4月，李开复撰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从诚信谈起》。在文中，他从自身学习与工作经验出发，就“做一个主动的人”、“挑战自我、开发自身潜力”和“坚守诚信、正直的原则”等话题侃侃而谈。截至目前，李开复已经陆续写了7封这样的信。
李开复还坚持每年到各高校巡回演讲，报告场次超过300场，内容涉及科学、教育和人文等方面，且更多的话题集中在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做事上。其演讲题目“选择的智慧”一时成为高校流行语，短短半个月时间有近6万人亲耳聆听，多所高校会堂的玻璃门被挤爆。他也曾成功募集到16亿元的款项，试图建立一所类似美国优秀私立高校的大学，但因种种原因最后不得不放弃。到了2003年，李开复又自己出资创建了一个与学生交流的互动平台“开复学生网”（现在名为“我学网”）。6年来，他已经在网上回答了不下5000个问题。
对于这段经历，李开复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归纳：“我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的不是科学家或企业家，而写李开复是一个热心教育者，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通过写作、网络、演讲帮助了众多青年学生，他们亲切的呼唤他‘开复老师’。”
“李开复更像是一个布道者，而不是一位双眼时刻闪耀技术和资本光芒的职业经理人。他宣扬自己的人生观、择业观，并且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不少人士这样评价他。
事实上，在华工作数年，“李总”的称呼基本上没有被用在他的身上，而“开复老师”的称呼倒是四处流行，就连那些生意场的竞争对手也这样叫。
心向何处
李开复在中国大学生中间很受尊敬，但他职业生涯中的几次转型，却很难为他赢得同样美好的声誉；他在为年轻人指引人生道路时有着一条清晰的思路，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却无法完全把握局面。无奈的是，当个人内心和公司发展不再合拍时，分手便成为必然。
当年决定离开微软时，李开复感觉自己只是个“光鲜零件”，可以被随意调换。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负责的新一代互联网平台.NET被叫停，仅仅因为一名被盖茨看重的高管为了.NET的事而威胁辞职。李开复回忆：“我的声音已经无法发出，总部鲜有人倾听我对产品研发方向的想法。我如同一部庞大机器上的零件，在中规中矩、没有任何发挥空间的环境下运行。”
追求自由开放工作状态的李开复来到谷歌，却遇到更大的困难，这里并不像童话世界般美好。一方面，他要面临谷歌中国市场份额的提升压力；另一方面，他在中国市场所做的一些努力要获得总部支持却相当费劲。谷歌中国的草根路线，在谷歌总部的精英思路下走得并不顺畅。李开复分明感到，他在谷歌同样无法“把控一切”。
李开复的困惑并非个别，在华跨国企业在国内所遇到的与总部“沟通”问题，也发生在谷歌身上。作为早期谷歌中国“三驾马车”之一，他其实是唯一坚持到最后的，周韶宁、王怀南二人此前都因与总部产生较大分歧而陆续离职。有传闻说，周韶宁试图招聘一个女秘书，却被总部否决四次；王怀南离职的导火索则是广告拍摄方案未能获得总部通过。
李开复的离职标志着谷歌一段时期的结束，他走后，谷歌总部也迅速作出了表态，9月7日，谷歌中国新的管理团队亮相，谷歌全球副总裁说，“从此谷歌中国的管理架构和全球其他地区统一了。”
由此看来，李开复最近的两次职业转折很有典型意义，它凸显了跨国公司总部与中国商业环境的冲突，也彰显出跨国公司在华职业经理人的生存困境。
曾经担任微软中国总裁的唐骏对此颇有感受。他认为，在跨国公司中国乃至亚太能做满四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压力非常大，外企的多头管理导致许多部门都会干涉中国公司事务。而这些干涉也会导致许多流言传出。李开复在即将出版的自传里明确给谷歌中国提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信任和放权”等三条建议。
对李开复而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退出跨国公司的舞台，他选择了自主创业，“终于可以做一件自己能够掌控全局的事情”。
9月7日，“创新工场”成立，李开复出任公司董事长兼CEO。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投入8亿元培育创新人才和新一代高科技企业。对此，业内人士不无担忧，“表面上看，创新工场总是在不断地吸引新的创业项目，李开复应该不会再出现激情涣散的情况，但又有谁能对此保证呢？”但这一次，李开复也许真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想想看，能够连续炒苹果、微软、谷歌这些巨头们的鱿鱼，其他公司再向此人伸出橄榄枝，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李开复至今记得一位老师的话：什么是makeadifference（制造不同）？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不同最大化，最大化你的影响力，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这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