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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也无人知晓，王传福2002年末受邀去台湾拜访郭台铭时，怀揣着哪般心态。但当时的实情是：比亚迪只是一家做手机电池的小企业，而富士康已是手握几十亿美元订单的世界级代工航母。
随后的情形让郭台铭做梦也没想到，仅用了几年时间，王传福迅速“克隆”出与自己近乎相同的手机代工产业链，并成为最难缠之敌。更让他恼怒的是，从2003年起，富士康400多名员工跳槽比亚迪，大量机密文件神秘摆在王传福案头。
2006年，无法容忍的郭台铭，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将对方告上法庭。交锋至今3年，一场看似胜负鲜明的官司，除比亚迪几位员工入狱，最终定论无果。更为蹊跷的是，每到重要关头，比亚迪总能化险为夷，从容脱身，并于去年底对富士康展开了反击。
资本市场开始怀疑官司背后有其他势力介入，诉讼是否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与此同时，斜刺里杀出的巴菲特又力挺比亚迪，更让郭台铭容颜大失，怒斥“股神”是非不分——富士康与比亚迪的江湖恩怨被再度拉回公众视线。
“在与鸿海交集的行业领域中，比亚迪与我们差距太大。”郭台铭依然瞧不上比亚迪，但局面正在悄然改变——富士康过去的高速增长已经沦为记忆，比亚迪也非昔日的“吴下阿蒙”。
前世界首富与台湾首富的第一次对话，竟是如此的不和谐。
“巴菲特一直标榜只投资有诚信、长期经营的公司，为何要投资窃取商业机密的比亚迪？巴菲特敢不敢驾驶比亚迪汽车上下班？巴菲特是用何种专业知识判断比亚迪的潜力的？”
比亚迪的汽车还不曾出口美国，却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5月2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秀了一把。它应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长沃伦·巴菲特之邀，在这里做了现场展示。造车人王传福的名字，也跟着在美国金融圈中流传开去。
消息传到太平洋彼岸的台湾，富士康（消费电子加工制造业巨头）掌门人郭台铭大为光火，连珠炮般地把上面三大疑问丢给了巴菲特。他还不无挖苦地说：“世界没有什么股神，也请小股东们相信，不要听到巴菲特的名字，就吓呆了。”一直以来，热衷于投资的巴菲特和专注于实业的郭台铭井水不犯河水，但因为前者入股比亚迪，两人形同水火。
此前，在4月16日的鸿海集团（旗下包括鸿海、富士康及群创等公司）股东大会上，郭台铭将枪口对准比亚迪。这是他连续两年在股东大会上炮轰对手，强烈谴责对方窃取了富士康1万多份机密文件，挖走了400多名员工，使公司蒙受数百亿元的损失。
比亚迪作为一家靠手机电池起家的小公司，几年时间迅速崛起，业务覆盖了手机电池、液晶屏、键盘等除手机芯片之外几乎所有的手机零部件。除了在计算机代工、汽车制造没有重叠外，比亚迪的业务跟富士康近乎相同。对此，郭台铭坚持认为，比亚迪手机业务发展如此快速，与其挖角和窃取自己大量商业秘密不无关系。
第一章 郭台铭的愤怒
5月21日上午12时，深圳龙华科技园，富士康老旧的建筑群，与其IT代工巨头的身份极不相符。
这里是富士康在内地最大的生产基地，占地1500余亩，拥有员工十余万人。由于正值下班时间，身穿蓝色工服的男工和红色工服的女工如潮水一般涌出，然后又迅速散去。当地开店的人形容，每到上下班时间，这里都会汇聚一片蓝红两色交织而成的人海。
在距戒备森严的富士康大门不远处，一缕轻烟正从一个废弃油桶中冉冉升腾。刘根（化名）正蹲在地上，不停地用手指掸着燃尽的烟灰。下班后抽一支烟，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每周6天，每天12个小时机械式的重复工作，是他自2004年加入富士康无线通讯产品事业群以来，必须打发的无聊时光。现在，刘根自言对生活已没有太多奢望。在进富士康之前，刘根是一家职业学校的篮球队校队成员，曾经生龙活虎的他，现在爬7层的宿舍楼都气喘吁吁。
“富士康的光景大不如前，比亚迪抢走了我们太多生意。特别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又遭遇金融风暴，订单大幅萎缩。”他埋着头，低声向《IT时代周刊》讲述，“现在我每月只能拿1500元的薪水，在这座月平均工资近4000元的大都市，太过寒酸。”
见有保安过来，刘根向本刊记者使了个眼色，我们便一起往外挪了挪。“富士康景气的时候，我抽5元一包的白沙，现在改成2元一包的烟了。”刘根说。可即使在好光景时期，他的工资也不过2000元左右。多出的四五百元是靠长时间的加班换得。
同一天，在深圳的另一头，坐落在龙岗坪山的比亚迪却呈现出另一派景象，整齐有致的厂房气派非凡，附近的推土机传出隆隆声响。这家被郭台铭讥为“山寨”不如、靠盗窃技术起家的企业，正一步步将富士康推向“红海”。
现在，王传福和郭台铭的二人转，正在演变为新增了巴菲特的多角戏。
迁怒巴菲特
面对郭台铭的连番质问，老谋深算的巴菲特并未急于解释，倒是他的黄金搭档、伯克希尔公司副董事长芒格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力挺比亚迪：“这个人(王传福)正在做伟大的事！”
在谈及投资比亚迪是否考虑过伦理道德问题时，芒格非常激动：“我与富士康的观点不同，不认为比亚迪有什么道德问题。富士康的指控并无根据，无法取信于人。”在他看来，富士康是因为丢掉了在手机代工领域的优势，被比亚迪迎头赶上，而怀恨在心。
“从30万美元起家，排除干扰，成为全球著名的电池生产商，我非常欣赏王传福的创业事迹。”芒格在股东大会上对比亚迪以及王传福不惜溢美之词。之前，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访问时，他曾盛赞王传福是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与通用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的“综合体”。
芒格还说：“有人认为我跟巴菲特疯了，你看到比亚迪的汽车就会明白，它是多么的出色。比亚迪现在可能是一家小公司，但它有很大的野心。如果它不成功，我将非常惊讶。”
据悉，巴菲特多次抱怨比亚迪让出的股份太少，他本想持有对方25%的股权，但王传福只同意出让10%。坊间认为，正是王传福在股份出售上的吝啬，才坚定了巴菲特对比亚迪的看法。巴菲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有自己的投资原则，过去几十年，连好友比尔·盖茨的微软，他也从未碰触过。
“郭台铭质疑比亚迪汽车质量的说法没有道理，它在国内自主品牌里还算过硬，它们的纠葛是双方的积怨所造成的，与汽车无关。”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说。
去年9月27日，富士康与比亚迪官司之战正酣，巴菲特宣布斥资2.3亿美元，拿下比亚迪10%的股权。受此消息刺激，在短短的四个交易日内，比亚迪股份股价上涨60%，旗下子公司比亚迪电子更是上涨超过100%。
比亚迪的股价上涨并不让郭台铭紧张，但比亚迪背后的“股神”，却是任谁也不敢小觑，他不仅是雄厚资本实力的象征，更是商业诚信的标志。巴菲特与自己的敌人正紧密纠结在一起，这将极大地削弱自己辛苦建立的道德优势，甚至可能因此改变官司的走向。
郭台铭的这种担心，已经在投资市场上有了体现。比亚迪股份随着郭台铭的话音应声起舞，在随后连续的3天里股价一路狂飙。其中，5月4日涨13.7%，次日涨9.9%，5月6日再涨13%。
富士康抓住不放
“论竞争力，它绝对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也不把窃取商业机密的公司当对手。比亚迪在模具等众多产业领域中，连我们的1/10都不到，如果我输了，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指着后面的落地窗）。”郭台铭表现出志在必得。他一直认为，比亚迪超乎常理的崛起是因为“剽窃”了自己的商业机密，自己为此很受伤。
富士康公布的2008年财报显示，营收92.71亿美元，较2007年的107.32亿美元减少14.61亿美元，降幅13.61%；净利润1.21亿美元，较2007年的7.25亿美元狂跌83.22%。
比亚迪股份的财报却乐观很多，2008年收入267.88亿元，较2007年同比增长了26%，实现净利润10.21亿元，同比下滑37%。不过，公司手机业务收入为119.33亿元，同比增长30%，占公司总收入的45%，而汽车业务的增长成为最大的亮点，收入所占比率由2007年的23%提升到32%。
富士康将不太乐观的财报，推给了金融危机，但投资者心里清楚，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正是比亚迪让它走下高速增长的神坛。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比亚迪已经触痛了富士康的神经。比亚迪在产品价格上有优势，原本属于富士康的客户，纷纷转向对方。
深圳一家国产手机的产品经理对本刊记者表示，同样一个方案，比亚迪的成本要低20%。价格上的优势，让比亚迪获得了众多手机厂商的青睐。现在，它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松下等厂家的主要供应商。而一些手机企业也在有意扶持比亚迪，用来牵制富士康，以巩固它们在产业链上的定价权。
龙华科技园里的工厂是富士康在内地最大的生产基地，辉煌时，仅龙华和观澜两个厂区，就有员工超过30万人。三星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统计显示，2007年，富士康内地员工达75万人之多，代工产品线覆盖电脑、手机、网络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以及游戏主机等。而富士康的内部文件显示，截至去年7月，公司10大事业群在内地的员工为65万人，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10万人。
去年7月28日，郭台铭要求旗下各事业群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严格执行节流策略，节省费用20%。去年下半年，深圳的龙华镇和观澜镇，50栋曾经住过数万富士康员工的宿舍楼已人去楼空。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据周边居民介绍，附近的居民房还未建好，就被富士康预订了，有些新来的员工甚至只能临时睡地板。
现在，富士康总部周边地区的商铺已是门可罗雀，一些商铺正在打着低价转让的通告。即使在炎炎大白天，一家冷饮店的店主却鼾声正浓。“富士康工人的工资很低，为了裁员节流，富士康从去年开始，很多部门停止加班，让大家自动离职，避免裁员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赔偿损失。”店主无奈地表示，“现在工人少了，生意不好做。”
随着订单不断流向竞争对手，富士康从去年开始对业务进行了大幅调整，在业务布局方面，将部分生产业务迁往内地成本较低的省份。2007年，它从深圳迁往内地昆山、武汉的员工多达5万多人。刘根认为，这里面有生产成本的问题，也有其他的原因，富士康对深圳的经济贡献不可小觑，它是内地最大的出口企业，但在与比亚迪的官司上，富士康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公司高层有些心凉。
现在，比亚迪将目标瞄向PC以及更多3C产品，关于比亚迪代工上网本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坊间流传。富士康今后的日子，可能更不好过。
第二章 商业机密引发的纷争
“山寨顶多只是抄袭、模仿外观，有人查还会躲躲藏藏。比亚迪不只是抄袭，甚至派商业间谍窃取我们的资料，然后毁灭证据。”郭台铭谈及比亚迪，就气不打一处来。
“几年前，王传福来找我，希望鸿海帮他做电池壳，我还带他参观富士康的工厂，结果他看到我们赚钱，就挖走我400多个干部，偷走上万份文件。”郭台铭为当时的热情深感后悔，认为正是这次机会才让王传福起了“歹意”。
比亚迪的挖角办公室
2006年5月4日，富士康的网检系统检测到王伟等富士康员工向比亚迪发送了大量的系统文件，公司当即报警。富士康随后请求深圳中级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法院在比亚迪的办公地点查扣复制了该公司员工柳相军和司少青的计算机硬盘内容。证据显示，该硬盘中有富士康文件头字样的Word文件，以及富士康相关主管人的签字。
据知情人士回忆，原来在富士康担任主管的柳相军和负责编制工艺流程文件的司少青，2005年7月从富士康跳槽比亚迪。而从此前的6月10日起，柳相军就已开始将“富士康手机业务一季度指标状况”等商业秘密直接寄给王传福。另外，柳相军到2005年5月底时才申请离职，而他与比亚迪行政总裁李柯已先期进行过重要的工作讨论。
2006年6月，鸿海集团两个子公司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及鸿富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共同向香港高等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柳相军、司少青等人在跳槽到比亚迪后，泄露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并索赔500万元。一年后，它们再次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51.3亿元。
200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派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在北京为“富士康诉比亚迪恶意侵犯其商业秘密案”进行司法鉴定。在听证会上，富士康指控，比亚迪2006年手机制造的营收超过51.35亿元，较2005年的19.06亿元增长了169.3%，较2004年的9.39亿元更是增长了4倍多，这种爆发式增长极不正常，与公司的商业秘密大量流失、大量员工跳槽，在时间上是相互吻合的。
富士康方面指称，从2003年开始，自己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的多个部门的400多名员工，陆续跳槽到比亚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往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亚迪甚至为此成立了挖角办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一个月后，第一批鉴定报告出炉：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据悉，第一批鉴定报告有7000多页、33卷，重50多公斤。但比亚迪方面坚持认为，鉴定报告及相关附录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单方面呈交的，公司对此毫不知情。
比亚迪原计划于2007年7月底将手机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但富士康2007年6月11日在香港法院提出诉讼。2007年9月27日，在上市第一次申请过期后，比亚迪继续提出了上市申请，富士康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诉讼。由于受富士康的阻挠，最终被推迟半年上市。王传福在公开场合指责富士康是在“故意捣乱”。
2008年3月14日，富士康迎来转机，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富士康撤销对比亚迪在内地的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3月20日，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军先后被判处1年零4个月和4年有期徒刑。出乎意料的是，比亚迪发布公告称，夏佐全在拘留后的第4天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而另外两名获刑员工，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个人犯罪，与比亚迪无关。
这样的判决并不让富士康满意。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12月3日，比亚迪方面反将一军，称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军及另外两名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外，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富士康似乎越来越被动。而业界也认为，这有可能是比亚迪转守为攻的重要标志。
富士康相关人士向《IT时代周刊》表示，王传福是深圳市人大常委，对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权，从这一点上来看，富士康就完全落于被动。另一方面，比亚迪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企业，当地法院倾向本地企业，在国内见怪不怪。
“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在深圳打不赢官司，就像到赌城去，他一面跟你赌，一边自己做庄。”郭台铭对此十分委屈。但在他看来，公司有足够的证据，官司还没了结。现在，富士康已在香港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已受理案件，有望下半年正式开审。
谁在销毁证据
2006年，富士康觉察出不对劲，自己赚钱的产品，比亚迪在短时间内就能跟进。而同时，比亚迪在订单报价上总是如影随形，每次报价都比对方低一点，使得富士康吃尽苦头，大订单不断流失。
据富士康内部人士透露，柳相军在比亚迪的诱惑下，2005年离职前，便将富士康内部财务资料发送给比亚迪。得到这些资料后，比亚迪专门组织人进行分析，破解了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包括哪些产品赚钱，跟客户的报价等细节。
法院也从比亚迪内部邮件中发现有富士康的商业秘密，而且比亚迪的法务人员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柳相军删除犯罪证据。尽管如此，富士康的诉讼却颇为不顺。尤其让人不解的是，去年4月10日，富士康向外界透露夏佐全被警方拘留的消息；而比亚迪神机妙算一般抢在3天之前发布夏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的公告，并由执行董事调任为非执行董事。比亚迪对外解释，夏佐全的辞职是因为个人事务，与案件本身并无关系。
“每次东窗事发，比亚迪方面都要求犯罪人员删除证据，让员工背黑锅。”郭台铭对自己的前员工沦为王传福的帮凶深感婉惜。而富士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对本刊记者表示，比亚迪对规避法律责任很有心得，随着近年来官司的增多，他们几年前就成立了一个一百多人的“知识产权团队”，说难听一点，就是证据销毁以及专利规避团队。
该中层还认为，比亚迪对那些属于其他厂家的专利，规避得一干二净，特别是汽车产品。比亚迪汽车从F1一路抄袭到F6，这在业内已经不是秘密。在业界看来，比亚迪吃透了“五个面”知识产权理论：“汽车的外观专利有五幅照片，前面、后面、侧面、正上方和斜上方，这五个面都是相似的，就可能是侵权的，但只要其中有一幅照片风格完全不一样，其余的完全一样也不侵权。”对此，比亚迪首席设计师廉玉波毫不避讳：我们每年要拆很多车，有专利就规避掉，没有就拿来用，并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而且100%不会让对手赢。
王传福对专利壁垒一向嗤之以鼻，认为专利是死的，都可以绕过去。他有一句业内名言，“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文献，30%来自样品，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5%左右。”在业内人士看来，王传福对专利的公开藐视，在国内无人能出其右。
比亚迪最初进入的电池行业就为其他国内厂商不敢涉足，因为日本企业已经将主要的专利申请得差不多了。2002年、2003年，三洋和索尼分别把比亚迪告上法庭，认为它侵犯了电池专利。但王传福认为，从产品的技术特征来看，它们的专利属于公开技术。
“一旦有竞争对手的产品上市，比亚迪会迅速买回产品，让自己的工程师去‘解剖’。”比亚迪第九事业部员工向《IT时代周刊》陈述。在他看来，比亚迪这几年的高速发展，的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但他认为富士康也无法独善其身，在代工行业甚至整个制造行业，偷取商业机密都是行业规则，就看谁的手段高明。富士康也会挖其他厂家的员工，员工引荐还会获得一定的报酬。
第三章 两个男人的战争
在台湾阿里山主峰上，耸立着一棵参天大树，主干已折断，但分枝却葱郁遒劲。这棵被称为“阿里山神木”的古树，高52米，树围23米，需十几人才能合抱。郭台铭喜欢这棵树，并用它来比喻鸿海，“‘阿里山神木’之所以大，4000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已决定了，决不是4000年后才知道的。”
郭台铭，1950年出生，自幼家境贫寒。作为家中的长子，他靠半工半读结束了在一所海员学校的课程后，于1973年出资10万元新台币，跟朋友在台北县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几个月后，原有股东抽身而出，鸿海成了郭台铭一个人的企业。
熟悉郭台铭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商业天才，感叹其超强的市场敏感度和顽强的毅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据悉，为了开拓美国市场，郭台铭曾在雨中苦等客户4个小时；为了跟大厂商做生意，他曾住12美元一天的汽车旅馆，足迹踏遍美国32个州……他对客户看得最重，“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在他眼里，做企业就像练武功，要从扎马步、站木桩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只有练就一身功夫，才能行走江湖。扎实强硬的领导风格，是他打造鸿海王国的法宝。
不过，郭台铭人性中的弱点也比较明显。和他共事过的一些台湾业界人士评价他“专断、高傲、独裁、摒弃民主……”
而作为一家“家长制”企业，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也打上了太多郭台铭的烙印，大小决策都得由他一手拍板，任何级别的主管犯错都会被叫去罚站。正因为如此，富士康在内地的形象并不好，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铺天盖地。
据王传福回忆，他当年在台湾跟郭台铭在房间里对话时，富士康的部门经理都站成一排守在门后，涉及到某个具体问题时，郭台铭叫一个名字，此人就低着头进来，汇报完工作后还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富士康等级森严给王传福印象深刻，但他对这种文化不以为然。
“在富士康，员工没有认同感，没有归属感。”刘根边说边露出左手臂上一道约莫5厘米长的伤疤，“这是我两年前留下的痕迹，当时公司正在赶货，被机器划伤后，我向主管请求去医院包扎，被无情地拒绝，并被告诫若耽误交货时间后果自负。”
富士康几乎所有中高层都来自台湾，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也激起了内地员工们的反感。据悉，从台湾派来内地的4000名高管，他们的工资相当于5万名内地员工的工资总和。在刘根看来，郭台铭对内地员工不放心，也不重用，这种用人方式很难推动公司持续发展。
和郭台铭一样，王传福的出身环境也不好。
王196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父母早逝，他靠姐姐跟哥哥的接济，才艰难地完成中南大学物理化学专业的学业。创办比亚迪前，他曾是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当他看到当时作为款爷标志的大哥大手机一部就要卖3万多元时，王传福认定手机充电电池大有可为，于是用借来的250万元资金在1995年创建了比亚迪。
早期，王传福带着10多名员工在深圳莲塘的旧车间里“打打敲敲”，拿不出足够的钱建生产线，只好组建人力流水线，关键生产设备则以自行研发的机器代替。这样半自动化的生产线，却造出了低价的产品，日本卖8美元/块的电池，比亚迪只要2.5美元。
也和富士康处处闪现着郭台铭的身影一样，比亚迪身上王传福烙印也很深重。但唯一不同的是，王传福在同事和员工眼里很随和，他中规中矩的大分头让人觉得很亲切。不过，这并不妨碍王传福在公司树立威信，他不按常理出牌，带领比亚迪一次次从竞争对手口中上演虎口夺食。
熟悉王传福的业内人士认为，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管理者，反而更像一个技术人员，经常与技术人员呆在一起探讨技术难关，其对技术的痴迷，胜过所有员工。当年，比亚迪没钱建电池干燥室，他就想出添加一种吸水的药剂替代，效果很好。
还让人感觉王传福与郭台铭不一样的是，前者深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富士康，员工地位不高，出差后要报销相关费用，必须把每笔支出交代得一清二楚，而公司高层花钱却大手大脚，无人过问，高层领导的包机出行更是司空见惯。而在比亚迪，高管和员工一样，出差一律都坐经济舱，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活动及会议。在对待员工上，王传福也不像郭那样苛刻，该花的钱从不计较。
一位从富士康跳槽到比亚迪的员工在经过一番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比亚迪与富士康最大的不同就是“尊重”，比亚迪也推崇节俭，但员工会过得踏实，没有在富士康那种拘束感。在比亚迪，管理层跟员工一起在食堂吃简单的饭菜，不搞特殊化。
该员工还认为，王传福对人才的重视是比亚迪快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推力，他相信人才是比亚迪的最大生产力。而事实上，比亚迪数万人规模的工程师队伍中，很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也能接触核心技术。在他看来，要想留住人，关键是建立一种文化认同。从比亚迪成立的那天起，他就一直秉承这样一种理念。有人说王传福更像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对员工的心思明察秋毫。
正因为王传福敢于蔑视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认为创新来自于整合，这种思维解放了比亚迪的思想，并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常人不敢想的奇迹。王习惯埋头做事，不喜张扬。即使两家公司的官司闹得满城风雨，他自身的曝光度并不高。不知不觉中，这位郭台铭曾经不入法眼的人，正在对富士康完成颠覆。
现在，轮到王传福开始漠视富士康，他认为自己的公司在技术上强过对方，富士康仅是一个模具加一个手机整机代工，而比亚迪有电池、汽车，涉及到众多核心技术。他甚至幻想，2025年，比亚迪汽车要做到世界第一。
不过，比亚迪依然稚嫩，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并不多，而它对游戏规则的漠视，也将树敌更多。靠模仿和抄袭起家的比亚迪，必须改变过往的打法，拿出更多属于自己东西，才能令郭台铭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