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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下设机构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出台一个十分悲观的预测，在这波全球经济危机中，全球可能会有5200万人失去工作。不过好消息是，他们还可以在“地下经济”中找到工作。
联合国的研究表明，地下经济(或称非正式经济/灰色经济)是发展中国家GDP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拉美国家中83%的新工作机会由地下经济所创造。
从印度阿默达巴德拥挤市场上破旧的摊位，到泰国路边兜售草药酒的小贩，地下经济在未来一年，将吸纳更多的人，并给他们提供一个收入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感谢地下经济，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那些极度贫困国家的状况才没变得像人们预计的那么糟糕。
瑞典国际合作发展组织对地下经济的研究表明：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制度越落后、腐败越严重，人均收入越低，地下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就越高。但即使高收入国家如日本，也不能完全摒弃地下经济，其地下经济也约占GDP的10%(中国的城管可以松口气了，未来20年都不会失业)。中国的人均收入现在已经超过2000美元，在义乌人为当年鸡毛换糖的先驱们树立丰碑的今天，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山寨经济”的高科技地下经济异军突起，并在全球高科技产业中迅速占据了一席之地。
山寨经济是一个全球现象。当今西方高科技山寨演进的轨迹大致是起源于黑客，进化成开源社区。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山寨经济的兴起，背后有着市场全球化、技术开放化的强大推手，同时也反映发展经济学、高科技产业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曲折。本文试图以一种国际比较的视角审视山寨经济，阐述其四大特征，并预测其未来成长前景。
大教堂和市集
山寨的第一特征是其草根性。黑客大师、开源运动的创始人埃里克·雷蒙德在《大教堂与市集》中惊叹：“Linux是颠覆性的。就是五年以前(1991)，谁能想到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几千名开发者，仅靠细细的互联网连接，能够在业余时间魔术般地铸成一个世界级的操作系统呢？”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山寨：当2001年TCL的万明坚利用法国Wavecom的模块，模仿韩国时尚，开发出中国第一款“山寨手机”——“钻石手机”时，谁会想到几年后山寨在深圳会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产业，而另一家中国企业联发科更是看准这一机会，投入重金开始研发模块，一举取代了Wavecom的地位；同时另一家深圳本地企业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也已经为下一代山寨——智能手机准备好了核心武器呢？
山寨的开发模式与开源的Linux社区一样，“更像一个充满不同议程和方法的嘈杂的市集”。Linux创始人Linus Torvalds的开发模式：尽早尽多地发布各类版本，外包所有可以外包的事，对所有的改动进行融合开放，可以说都被山寨尽情克隆。Linux的敌人微软开发软件的方式是“建造大教堂的安静和虔诚”，但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其数百亿美元现金储备上的。如此规模的现金储备，许多发展中国家举其所有GDP也无法匹敌，发展中国家能采取这样建造“大教堂”式的优雅发展高科技吗？
山寨的草根模式与开源的Linux社区一样混沌，但其系统的分散性、可靠性却是可以媲美微软和苹果(后者2008年现金储备提升至195亿美元)。这是因为山寨经济中存在多层与其功能吻合的组织结构，网络无处不在。这就是雷蒙德表述的，“除了互联网以外，成员间还存在一个分布式、松耦合的点对点网络，具有多重冗余性和可降级。在这两个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只取决于外界愿意和他合作的程度。”美国去年的金融海啸表明，按照大教堂方式建立起来的高度复杂、紧密耦合的宏伟金融体系在危机中不堪一击(参见本刊2009年3月5日《金融市场的长尾与突变》)。反倒是开源社区按照市集模式建立的草根系统，有着生生不息的韧性，中国的山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原因也在如此。印度、泰国对地下经济的研究也表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山寨帮助吸纳了大量的下岗工人。
预测一：想取代山寨，数数你口袋里有没有微软或苹果公司一样多的现金。
谷歌经济学：江湖新规则
山寨的第二特征是其开放性。谷歌搜索的核心竞争力在其开放性，雅虎在搜索市场丧失先发优势，正是忽视了向用户开放所带来的搜索准确度的提升。著名媒体专家杰夫·贾维斯新近出版的《换了谷歌会怎么做》(What Would Google Do)一书，建议当今所有组织(包括企业、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都应换用谷歌的思维重新想象自己的业务运营模式，否则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必然是逆水行舟。在谷歌时代，经济学重新思考网络所带来的外部性：当一种产品对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的产品、或可兼容产品的用户增加而增大时，这种网络外部性就会创造出新的江湖准则：越开放，就会越吸引用户，企业也会越成功。在这种逻辑下，拥有渠道、人、产品，甚至知识产权都不再是成功的关键。开放才能成功；应该积极让客户参与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产品设计、分发、销售，甚至服务支持(想想维基百科全书)。
山寨的产品设计、产业链架构也是建立在这一开放性的基础上，产品架构越开放，产品开发速度越快、产品加工工期越短、成本也越低，而客户体验、满意度也越高。“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利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田纳西州大学法律教授格莱恩·雷诺兹更是看到开放性对社会的影响，在其于2006年出版的《大卫的军队》一书中，借用弱小的大卫战胜巨人哥利亚的圣经故事，比喻新兴的市场与技术如何赋予个人以力量去战胜大媒体、大政府、大公司的控制。由此可见，山寨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产业组织方式，一大批新兴企业随之蓬勃涌现，并随着开放性释放出更强的社会影响力。
预测二：想战胜山寨，看看你有没有达到谷歌的开放性。
山寨可以被招安吗
山寨的第三特征是其创新性。没错，创新。山寨机不是一直追着诺基亚、三星跑吗？开源社区早就接受这样的质疑了。有人认为“Linux只不过是追着Unix系统的尾巴跑”。不过到现在，软件业已经承认，“新点子往往首先在Linux中被实现，然后再被搬到其他平台”。山寨的创新力早就显现出来，只不过怀着丫鬟心态的人对诺基亚、三星、苹果羡慕得五体投地，要一直等到巴菲特投资入股了以“山寨”日本汽车见长的比亚迪，才开始相信中国人自己也能造电动汽车，完全忘记了美国企业19世纪一样对欧洲产品(例如步枪)进行无知识产权的大量“山寨”。根据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教授张夏准的研究，美国是在建国100多年后的1891年才开始承认外国人的版权。
崇拜日韩技术开发能力或者美国微软、苹果的人应该仔细阅读雷蒙德利用Linux社区集体开发一个邮箱软件所积累的经验：“假定大教堂开发模式有利于创新，而门槛低、流程通畅的市集模式不利于创新，是很荒谬的。如果创新的起点是一个人加一个点子，那么一个可以使该主意吸引成百上千合作人的环境，将不可避免地优于一个为继续工作于该点子而不至于被解职，其主人不得不通过政治性的手腕将其推销到上级管理层的环境。事实是，大教堂方式的创新史表明，来自机构自身的创新极为少见。”——看看大教堂微软是如何“山寨”别人的吧！
那么，创新的山寨可以被招安吗？
话说微软看到Linux蓬勃的创新力，就给雷蒙德寄来聘书，妄图反水开源社区的这位大佬。雷蒙德 老兄倒是一本正经地回复了，信中把微软骂得狗血淋头，更狂笑：“如果阁下肯花五秒钟查查，大概就会知道俺正是你们的梦魇！”在信件最后，他还不忘恶搞一句：“不久的将来，我会在微软的墓碑上小解，希望那时不会喷到你。”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能招安的山寨，定然是丧失创造力的山寨。最好的防堵洪水的办法，我们的老祖宗大禹和雷蒙德想得几乎一样：“其周围的社会机制能做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响应——去培育、奖励并严格的测试它们，而不是排挤它们。”
下表列出了各国山寨被招安要立刻支付的新企业注册费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山寨为什么这么少：在那里新企业注册费用占人均年收入的15%都不到，而发展中国家却由于程序多如牛毛，大部分注册费用占人均年收入的100%以上！就是与印度相比，中国做得也不够，人家程序比我们少，时间比我们快。
秘鲁经济学家de Soto发现，非正式经济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除了工业化不能全面吸收第一产业过剩的劳动力外，与政府的高行业进入壁垒、高牌照费用以及腐败紧密相关。相反的一个例子是香港贸易发展局，这是香港专门为帮助中小企业推广对外贸易而设立的机构，自1966年成立以来，每年开展30多项国际贸易展览会，去年更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涉款1.2亿港元，以协助面对金融海啸的香港中小企业寻找贸易伙伴。这对内地有什么启示呢？那就是向香港学习，立即去除手机牌照制度，给予企业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企业一旦合法了，自然不会不愿留公司地址和电话，而合法经营的企业自然就会茁壮成长。企业不留公司地址是为了逃税，那为什么不降低税收？企业不愿参加检验，为什么不给予山寨手机免费检验？维护市场秩序本来就是政府职能，收了税，为什么不能免费检测？为什么不能像彩电那样给予骨干企业免检措施？可以向日本支付上亿元的资金引进过时的流水线，同时还给税收优惠，为什么不能优惠和扶持一下本土山寨？由此可见，这些过时的产业政策正成为阻碍创新的壁垒。
各国历史也证明，政府主导投资的高科技项目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即使精明如新加坡政府，投资的特许半导体现在也是四面楚歌。为此，政府投资资本密集的高科技，还不如建立类似香港贸发局这样的机构为民纾困。
预测三：想招安山寨，不要用老套的管制思想，换位谷歌，用谷歌的思维制定政策。
金字塔底层的竞争力
山寨的第四特征是其在国际价值产业链上的竞争力。中国山寨手机的兴起，其实是国际价值产业链分工的必然结果。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指出，全球价值产业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全球价值产业链改变了原来的国际分工体系利润分配模式。企业可以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而山寨正是利用了全球价值产业链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的机会，开始前端渗透研发，后端涉及营销，如果说目前在消费、售后服务上还很不完善，那正是因为政策对服务业限制进入的必然结果。
以交易费用、企业网络和企业学习能力三种学说为理论基础，杜克大学Gereffi为首的三位社会学教授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以交易能力和供应能力为标准，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五种，即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制。如图所示，这五种治理模式中左侧代表山寨化，右侧代表庙堂化，或者用雷蒙德的话说就是“大教堂化”。手机业目前就是典型的模块型，以联发科为代表的“交钥匙式供应商”改变了产业链结构，使中国厂商可以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西方学者在解释这五种类型的驱动力时，归结为两大类型。一是生产者驱动，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如汽车、飞机制造等)多属于此类，往往是俘获型和层级制。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大型跨国企业，如波音、通用汽车、英特尔等发挥着主导作用；二是采购者驱动：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通过全球采购和OEM等生产方式组织起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农产品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沃尔玛、耐克等大采购者驱动着市场型和模块型。
山寨的位置在哪里呢？这正是这一发达国家理论为中国设置的陷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能在全球价值链的这些大型集成商与采购商的夹缝中才能生存，经常处于产业链分工中的最低端，套用鲁迅在《拿来主义》的话，“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山寨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厂商在产业链最低端的命运，印度裔学者普拉哈拉德在其著名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理论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一样可以培养本土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这些企业一样可以利用国际价值产业链分工，快速开发产品满足发展中国家低端消费者的广阔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建立的国际产业链反倒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工具，而不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束缚中国企业的锁链。例如比亚迪就从为跨国公司供应手机电池开始切入产业链，利用低价的F3、F1在中国的广饶市场为其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创新打下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寨手机、山寨上网本等本土企业是在更有远见地利用国际产业链配置资源，运用轻资产模式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抢占价值链中利润丰厚的部分，而不是用八亿件衬衫去换一架波音飞机。
预测四：中国未来的波音、通用汽车、英特尔孕育在山寨的摇篮里。